北京日报记者 路艳霞 实习生 林桐漪
商务印书馆古籍库复名“涵芬楼”，77年来首次向公众呈现馆藏珍贵古籍。今年2月11日是商务印书馆建馆129周年的日子，商务印书馆党委书记、执行董事顾青带领读者云游中国国际出版交流中心商务印书馆融合出版基地内的英语编辑室、《英语世界》杂志社、万邦同和、涵芬楼文化公司、万有知典等多个部门和子公司。日前，顾青带着北京日报记者独家探访复建后不久的涵芬楼，娓娓道来珍贵古籍背后的故事。
商务印书馆工作人员正在整理古籍。北京日报记者 路艳霞摄
“和刻本”《一切经音义》。北京日报记者 崔家宁摄
重建涵芬楼再续百年传统
“重建涵芬楼，是商务印书馆的一件大事。”顾青说，这既是对馆藏古籍的更好保护，也是对商务印书馆文化传统的延续。
“区所得宋元明旧刊暨钞校本、名人手稿及其未刊者为善本，别辟数楹以贮之，颜曰涵芬楼。”涵芬楼创办人张元济曾在《涵芬楼烬余书录》序言中如此写道。据介绍，历史上的涵芬楼，单是善本和珍贵稿抄本就达37000多卷，其中包括濒于失传的《永乐大典》21册，成为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藏书楼。
“涵芬就是涵养书香。”站在张元济书写的“涵芬楼”牌匾前，顾青感慨万千，“涵芬楼作为一个藏书楼，收集、保存和利用中国的各类图书和古籍，而收藏图书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跟随顾青的讲述，我们走进了涵芬楼的历史深处。1904年，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设立图书室，为编辑出版搜集参考资料。随着藏书规模的不断扩大，1910年初图书室正式命名为涵芬楼。1924年，商务印书馆在涵芬楼藏书基础上扩建为东方图书馆，该馆成为当时远东地区收藏最富、品质最高的公共图书馆。馆内三层设古籍善本室，延续涵芬楼之名。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东方图书馆毁于战火，此后近百年，涵芬楼未再以独立空间重现。
直至2025年，商务印书馆融合出版基地在中国国际出版交流中心启用，在三层设立古籍库，重以涵芬楼命名，并将张元济手书“涵芬楼”制成匾额悬挂其外。“涵芬楼在编译所是三层，后来在东方图书馆也是三层，到现在我们建了新的商务印书馆大楼，也在三楼重建涵芬楼，把我们的古籍存藏在这。”顾青说，“涵养书香”的深刻内涵，也体现在今日商务印书馆的古籍库之中。
明代刻本《三国志》为一大亮点
“这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涵芬楼首次呈现在公众面前。”顾青说。走进涵芬楼，书柜整齐排列，善本古籍受到精心保存。
顾青小心打开书柜，向记者特别展示了《涵芬楼烬余书录》。该书由张元济先生编纂，详细记录了“一·二八”战火中遗存的善本古籍。新中国成立之初，商务印书馆将这些遗存的善本古籍捐赠给国家，这份目录在馆内保存至今。而如今涵芬楼中珍藏的古籍和线装书，总量已超过3万册。
顾青还特别展示了张元济先生主持整理出版的《四部丛刊》，函套装的《四部丛刊》历经岁月沉淀，愈发古朴典雅。在古籍库众多馆藏中，《三国志》与《一切经音义》更显珍贵。
顾青介绍，馆藏的《三国志》是明代南京国子监万历二十四年的刊刻版本，作为明代官方刻书机构的精品之作，这部古籍的珍贵之处首先在于它的书板渊源。刻书所用的书板从宋代流传而来，历经元、明两代多次修复沿用，是难得的古代官刻善本。更难得的是，这部书还是清代著名文献学家何焯的亲笔批校本，书页上留有其朱墨批注，并为清代名臣刘墉，也是人们俗称的“刘罗锅”旧藏。集珍贵版本、名家批注、名人收藏于一身，这部古籍更具历史与文献价值。
另一部古籍《一切经音义》由唐代高僧慧琳编纂，全书共100卷，详细注解了唐代传入中国的佛经中各类词汇的读音与含义，堪称唐代的“佛经大辞典”。涵芬楼馆藏的这部古籍属于“和刻本”，是古代日本人仿照中国刻书技艺刊刻的汉文古籍，存世量稀少，价值珍贵。
“在晚清之前，近一千年的时间，中国的知识界根本不知道有这本书。”顾青讲述了《一切经音义》跨越千年的流传与回归历程。这部典籍在唐代编成后，几经流转传入辽国，后又经由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就此在国内湮没无闻。直到晚清时期，学者丁福保赴日访书时偶然发现了这部著作，将其带回国内，这部失传千年的珍贵古籍才得以在国内重新刊行，重回中国学界的视野。
古籍保护要追求“片纸不丢”
商务印书馆作为百年文化阵地，又经历过战火的“灭顶之灾”，对古籍保护格外重视。顾青因此多次提到古籍保护的重要性，“善本古籍是不可复制的，所以用最好的环境把它们保存下来是最重要的。”他介绍，为了守护这些珍贵古籍，涵芬楼古籍库配备了恒温恒湿系统和专业保护设备，为古籍保存提供稳定条件。
在顾青看来，古籍保护“第一要抢救”，要有保存古籍的意识，追求“片纸不丢”。同时，他也希望让更多公众了解古籍保护的意义。“中国古人有‘敬惜字纸’的传统，我们每个人都要有这种意识，带字的古书要好好保存下来。”
涵芬楼珍藏的善本书目还在逐步整理的过程中。记者走进商务印书馆古籍库的工作间，商务印书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已经登记在册的有3万余册，正在整理的大部分为商务印书馆在民国时期出版的线装书。”
工作台上，摆放着早已泛黄的《金文历朔疏证》《戊戌六君子遗集》《本草品汇精要》等，其中，《戊戌六君子遗集》由张元济先生编辑，出版于1918年。“还有这本《金文历朔疏证》是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印刷发行人为王云五。”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整理这些书籍，首先要小心翼翼地拆掉原先绑在上面的麻绳，清理一下灰尘，再根据类别进行清点后依次放进书柜里。
正在整理的还包括一些名人捐赠的古籍，如刘诵先先生捐赠的《乐府诗集》等。顾青表示，整理旧藏是个浩大的工程，商务印书馆会一直坚持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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